从金银滩到北京大院——相隔1700公里

从金银滩到北京大院——相隔1700公里


青海高原上的金银滩,这个曾经在上个世纪长达三十多年的军事禁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神秘和神奇的地方。为了一探究竟,我来到了当年曾任221基地保卫部长和党委书记的刁有珠的家。

刁有珠1929年出生在辽宁旅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8年在大连机械厂参加工作。1949年入党,后调入大连市公安局,曾任侦察处副处长。1964年抽调到221基地,历任保卫处长、保卫部长、分厂党委书记、基地党委书记等职。

北京的北三环外花园路,有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住宅小区。小区里排列着十几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通住宅楼。这个小区直到现在还带着几分神秘,因为里面住的基本都是当年二机部九所的职工和家属,其中不少是研制核武器的专家、学者、领导。刁有珠的家就在这个小区里。

严格保密——一只鸟都飞不进的221基地

刁有珠老书记给我介绍了221基地的保密措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过的人保密意识一般都是很强的。这是因为当年核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核武器,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属于最高级别的机密,必须严格保密。221基地可以说是核工业系统的终端单位,全系统各个环节的工作,地质勘探、矿山开采、核燃料和元件加工以及科研等等,最终都要在这里产生结果,即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可想而知,221基地的保密措施和保密纪律更是严上加严。

首先从221基地的地理位置就能看出它与一般单位的明显区别。这里地处西北偏远地区,人烟稀少,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几百平方公里的辽阔草原,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如果没有公路、铁路以及交通工具,想徒步进出这个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221厂老厂址

再看基地保卫部队的配备情况。基地周边部署了一个高炮师,任务就是保证基地的空中安全。基地内部配备了一个加强警卫团,并配有骑兵部队、摩托部队。除在基地外围设卡警卫、日夜巡逻外,基地内部每个分厂以及重要的车间、工号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对出入人员进行严格检查。整个基地不同的证件就多达几十种——什么人可以进入什么厂区、车间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说严格到即使是一只鸟,没有证件也休想进入基地的任何地方。

基地对外一直使用掩护名称,而且不止一个,比如某某矿区、某某机械厂等等。基地的工作人员有的也使用了掩护名称,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和科学家。

基地的保密制度和保密纪律极其严格。遵守保密纪律被上升到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高度。一旦泄密,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还要追究法律责任。每个到基地工作的人,首先要接受保密教育。保密条例明确规定对任何人,包括对自己的家人,绝对不允许透露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单位名称、地址等等。当时很多基地人的家属只能寄信到青海某某信箱,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干的是什么工作。

即使在基地内部,大家之间的交谈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实在需要谈到工作上的事,也要尽量回避一些敏感词,而使用代用词。比如原子弹的代用词就是“产品”;爆轰试验的代用词是“打炮”;核材料的代用词是“几号几号材料”等等。

基地内部各分厂之间,甚至同一分厂的各车间或部门之间,往往彼此不知道对方究竟是干什么的,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据说在基地庆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活动上,竟然有人问:“威力这么大的炸弹,是在哪造出来的?”可见当时基地的保密措施有多严格。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据一位老同志回忆,他们到基地报到的第一天,一大早就坐汽车从西宁出发了。一路颠簸,天黑了才到基地。当时他们也不知道究竟到了哪里,只感觉这个地方好像离西宁很远很远。直到他第一次休探亲假,从基地到西宁坐火车时才恍然大悟,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原来那天绕来绕去,是在有意迷惑他们。

说到基地的保卫保密工作,作为在保卫部门工作多年的老领导,刁有珠意味深长地说:“做保卫工作责任重大,在221基地做保卫工作,责任尤其是重上加重。保卫部门对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就是‘宁可失去生命,也决不能让保卫对象出任何问题!’”

在刁有珠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当年在基地发生过很多既跌宕起伏,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受保密制度和纪律的约束,至今也不能说,甚至到死也不能说。这也是221人写回忆录一个很受限制的地方。恰恰是这些所谓不能说的事情,往往却是更让人刻骨铭心的事情。将来也许这些秘密将随着他们这些老一辈亲身经历者的陆续离世而成为永远的秘密,也许我们能够在某些历史资料上发现这些不能说的秘密。

两地分居——父亲与丈夫身份的缺失

刁有珠说,他从三十多岁就到了221基地,在基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离休。在这二十多年里,老婆孩子一直都在北京,他在基地也一直过着单身生活。这种长期两地分居的状况,在221基地也是很普遍的。刁有珠在回忆起两地分居生活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其实仅仅是生活上苦一点,难一点,还能扛得住,咱本来就是穷苦出身,吃点苦算什么。最难的就是两地分居,两头惦记,却又两头无法照顾。”那时他家里几个孩子都还小,只能靠老婆一个人照顾。特别是孩子得病的时候,老婆更是忙得团团转,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孩子在父爱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是难以弥补的。这对于任何一个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人来说,都是内心深处一种煎熬。

自己在基地的生活也是一样,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得靠自己,可不是一句“衣服破了没人补”那么简单轻松。特别是逢年过节或是生病的时候,思家心切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刁有珠在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已经住了几十年。据他说,当时这个院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都是两地分居,男人长年在基地工作,老婆一个人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寡妇院”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看起来简单而又普通的三个字,生动地描绘了当年221人的工作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

说到“寡妇院”,就得说说刁有珠的老伴了。刁有珠的老伴叫郭秀珍,也是大连人,比刁有珠大一岁,是个性格开朗、泼辣能干的人。用刁有珠的话说:“她是比我资格都老的老革命。”老伴的家里也是普通农民,两家就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子。他们的婚姻属于老式的包办婚姻。结婚之前两个人只是在订亲的时候才互相见了第一面,而且还没说过话,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小两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一句“吃饭吧”和“你先吃”。这样的婚姻关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却又是很普遍的。

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但他们多年来一直感情深厚,和和美美,曾经多次被街道评为和谐家庭,而且越到老了越是相互依恋,难舍难分。用刁有珠的话说,越老越能理解老伴的不容易以及老伴对家庭的贡献和功劳。这大概也与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有关。

他们一共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刁有珠从大连调到221基地不久,一家人就举家从大连搬到了北京,住进了“寡妇院”。由于夫人在大连就从事街道工作,人又热情肯干,于是就担任了“寡妇院”家属委员会的主任。家里五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几岁,已经够她操心的了,还要承担院子里家家户户的各种大事小情,真不是一般的辛苦。

刁有珠(二排左四)全家合影近照

有一次,当时还在上小学的老三忽然半夜里高烧不退,赶紧送到邻近的北医三院,经过检查,大夫说孩子得的是急性脑膜炎,有生命危险。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基地处在最混乱、最黑暗的年代。刁有珠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正在基地的“监狱”里接受隔离审查,饱受煎熬,别说是回北京,连孩子病危的消息都被封锁了。刁有珠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家里更不知道刁有珠当时的处境。夫人连发几次电报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可真把她急坏了。丈夫这边没有一点消息,家里一边是正在医院抢救的孩子,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一边又是家里几个孩子无人照顾。再怎么能干的女人,即使长出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啊。

刁有珠和家里失去联系。幸好“寡妇院”里的“寡妇”们都是相同的处境,都有相同的感受,彼此间自然形成了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抱团取暖的风气。一家有难八方支援,街坊邻居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帮助照顾在医院的孩子,有的帮助照顾家里的孩子。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一关终于平安地过去了。这件事刁有珠是在一年多以后回北京探亲时才知道的,心里充满了对夫人的歉疚和感激。

像这样的事情,在“寡妇院”里还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当年的221人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如果说在221参与研制核武器的人都是国家的功臣,那么这份荣誉理所应当有他们家人的一半。用一句现在的话说,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负重前行换来的呀。

作者:张亚东

源于《中国核工业报》&《中国核工业》杂志:中国核行业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纸、综合类月刊

澎湃新闻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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