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人说说心里话     刁祖庸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征文]

给青年人说说心里话

刁祖庸
2011-06-22
海滨往事

1945年春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寇仍在垂死挣扎,负隅顽抗,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党加强了各条路线的斗争,在沦陷后,地下党加强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泛联系、发展抗日活动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准备。我当时16岁,在如皋县掘港中学(现如东县高级中学)初三读书,掘中有地下党外围组织活动,组织学生进行时事讨论,出版手抄本小刊物--寒星,我在1945年5月投稿并被采用,还组织少数积极分子,散发抗日传单。

1945年初中毕业前这几个月我和一些同学一并参加的这些活动,使我初步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45年夏天掘港光复,我正好初中毕业,面临个人前途的选择,是上高中呢?还是到大伯那里学中医?犹疑不决。苏中军分区江海报在离我家不远的“管家花园”里办公,他们常常下班之后或教唱歌,或围成一圈做游戏,我也常到花园里的大池塘里钓鱼。一天,我钓到一条二斤多的黑鱼,由于用力过猛,把鱼从水池里甩到上空,掉在正在游戏的报社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一阵轰动。也就在这时,报社社长樊发源同志(后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认出了我是他老师的儿子,知道我刚初中毕业,父亲在掘港小学任教,第二天就到我家向父亲提出,报社要扩大版面,增加人员,希望我和父亲一起到报社工作,于是1945年8月下旬一天,在抗日战争胜利掀起的革命高潮的历史洪流冲激下,我和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分配在编辑部做一位编辑的助手,主要工作一是译电,这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密电”,只是将新华社发来的电报中间的第二个数字和第三个数字对调,再查电码本译出电文就完成了。这种密电译出后即成一种类似今天的“参考消息”,供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参考,二是将编辑改动过多的稿件,由我腾写清楚,以使排字工人顺利排字,有时,我也会指出稿件的某些技术问题,如标点符号等供编辑推敲。在工作中常常接触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如地委钟民同志,几乎每天都听到他的名字,编辑就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钟民同志是四分区地委书记(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地委是四分区党的领导机关以及党的组织系统,并介绍了刚开不久的党的七大有关情况,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初步认识,此外还推荐了俞铭璜同志写的“新人生观”,这本风靡一时的小册子,使我认识到我的人生观是小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的动机只是为了单纯寻找个人出路,应当有更远大的目标,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冬,苏中四分区江海报和一分区江潮报合并为江海日报,从掘港迁到如皋城,1946年一月中旬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从南通向北企图进犯如皋,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为了适应即将爆发的内战,报社进行了整编,缩小版面,精简人员,我和父亲被精简回地方工作,我被分配到如东县江海公司,父亲回掘港小学任教。

1946年10月,我调到一分区江海总公司工作,10月12日(新四军建军节),我离开掘港只身一人到总公司报到(驻东台沈灶北边的天仙团),总公司人事部主任袁俊(转业军人后归队解放后任沈阳部队副司令,国防大学副校长)看了我的材料,说你的钢板字写得不错,我说是向总公司冷柏同志学的。袁说本来是调你来总公司会计部工作,现在形势变化,要加强军需物资采购供应,就分配你去功中海外贸易公司(驻东台海边弶港)。当我知道他要回部队时,提出希望把我带到部队去,他说部队不能从地方机关动员入伍,这样我当兵的愿望再次落空。

10月18日我和从淮南解放区撤退过来的张德山同志一同到弶港海外公司报到。这是我第一次背背包行军,非常兴奋。当晚在一户农民家投宿,次日傍晚到达弶港,吃晚饭时,听说厨房外就是大海,出去一看,只见许多渔船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没有海水,吃早饭时则是一片汪洋,一艘艘渔船挂满风帆,随着潮水向大海中驶去。原来一天有两次潮汐(早潮,晚潮)渔船是趁潮汐的涨落进出渔港,潮涨时随潮水进港(水深,可进入港内海滩上,退潮时则随潮水扬帆出港)。

当时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实际上就是支前工作的一部分,一切为了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通过各种渠道把物资运向敌占区,换回解放区急需的军需民用物资,海外公司则主要从上海采购军需物资,如电讯器材,药品,五金器材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军工部同志经常来提取3/4寸(6分)自来水管(用于制作炮弹雷管)。电影《五十一号兵站》中解放区这边很多工作室由海外公司负责的。同时海外公司还和山东解放区进行贸易,苏北供应棉花棉布,山东供应黄金、花生油等双方需要的物资,以支持战争。1947年初,领导决定派忻元锡同志(化名傅才康,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去上海,把各地区各系统在上海的贸易机构加以整理和加强,成立了大华企业公司,并和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一次和地下党代表会见时,对方拿出由刘晓同志(时任地下党市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署名便签,上写“经济窘迫,望加援手”,借去100两黄金(凭收据向华东局转账),1947年秋天,原十地委(苏南地区)书记金柯腿部受伤到上海医治,曾托熟人向大华借钱,因现款不足,开了一张期票。不久金柯被捕叛变,敌人查出期票是大华公司出具的,于是大华被破坏忻元锡同志在出事前去青岛布置工作后回到华中参加财经会议,幸运地逃过一劫。

1947年底财经会议后成立华中贸易局,忻元锡同志任局长,不久与华中银行总行合并,忻任代行长。军需采购任务则由海外公司和各地公司承担。

从1946年年底至1948年春,我在海外公司任出纳兼商品会计,负责到苏中总金库领取采购所需资金,大多是黄金,有时也搭配一定数量的国民党的法币还有其它物资,如猪鬃、黄狼皮。邦猪(整片猪肉用大粒盐腌制而成)等,则另外组织运输。提取黄金,由一名警卫员护送,每人一辆自行车,一支驳壳枪,领取黄金要经苏中财政处宋委文处长(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亲自批准,宋处长有个特点,必须是他熟悉、相信的人才会批准,为此,海外公司李林经理专程带我去见宋处长,说明今后由我负责领取黄金。以后我找宋处长,他就主动说小鬼,这次给你xxx两黄金,一般是五百两,弶港离总金库(大桥镇附近)有一百多里,每次早去晚回。偶尔途中遇雨耽搁,我们就在当地干部家中投宿,并和民兵联系,我和警卫员则轮流值夜,以防意外。有一次由我一人领取一牛车“法币”(国民党发行的纸币),牛车是海边渔民、盐民的主要运输工具,面积约6m?左右,四支大木轮,由两头水牛牵拉.经过几十里草滩时遇大雨,只好躲在车底下避雨,下半夜雨止继续赶路,这批“法币”由现金出纳付给上海来的客户时,发现少了五十元,科长很感诧异,说:小刁这一年多来经手几千两黄金,没有出过差错,这次却少了钱?就派通讯员将客户请回来重新点数,却是一点不少,是出纳疏忽,少计一捆“法币”。至于黄金,不仅没有短少相反却多出几十两,一次从弶港转移到大丰县斗龙港下明闸苏中海外贸易管理处驻地时,途中不慎称黄金的小戥子损坏,尾稍断了一小截,当时没有备用的戥子,只好将就用它称来零散的金首饰(如戒子,手镯,项链等),整块的黄金如一两的,十两的金条,则以金条上镌刻的重量为准,再与我们短一小截的戥子所秤同一金条重量校验,得出戥子的误差,用以确定所称黄金的重量。几批客人都向我方上海人员反映,戥子不准,斤两不足,科长就和我到几十里外的龙王庙镇上托两家首饰店进行校验,确认这把戥子的误差,分别补足了客户。

1946年11月至1947年秋天海外公司东台弶港经大丰县王港闸到射阳黄尖镇再到合德镇几次往返转移,最后在大丰斗龙港下明闸附近海外贸易管理处定居,并盖了一些房子,我因工作关系其中有两次是乘海船,47年初第一次乘船离开弶港,大家兴奋异常,可以尽情看海上日出,谁知看后大失所望,和巴金所写景色完全不同,因为我们船小,只能在近海趁潮汐涨落航行。那天早晨船因退潮搁浅在一大片海滩上,没有海水,不能显现日出的壮观景色。更让大家扫兴的是船航行时,我们这些“旱鸭子”大都晕船,不想吃东西,有些女同志还呕吐不止,十分难受,发誓今后宁愿行军也不乘船,不过苦中有乐,也有乘船的乐趣,就是可以在船停航搁浅时,下海捕捞海鲜(海贝,泥螺,小蟹等)。我们在水手指导下,到海滩采一大块软沙,几个人围成一圈,光脚在软沙上轻轻踩动,不一会儿就把藏在沙子里的泥螺、文蛤挤出捡回来,活泥螺比现在一员硬币还要大,用油煸一下,放水炖汤,非常鲜美,不亚于鸡汤.以后不乘船了,我们几个人也会在潮汐合适安全时,随着渔民到离海岸几里路的滩涂上捕捉海鲜,改善伙食,1969年我下放东台三仓,曾到弶港旧地重游,站在弶港镇外,一眼看去只见一望无际的草滩,看不到海水了,只是二十几年大海已向东退出几十里,原来的滩涂、沧海桑田已变成了坚实的草滩。海外公司有几艘吨位较普通海船大得多的船,从事海上运输,南到上海北到山东石岛。与我们在机关办公的人相比,船上的同志是最辛苦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航行到上海近二十天,到石岛时间更长。船上生活枯燥,艰苦,供应也差,遇上风暴则是听天由命,任由风吹浪打,直到风平浪静,才能确定航向返航,有时会漂流几百里到了“黑水洋”(即海洋深处),这是船老大最怕的危险航线。如果遭遇恶劣天气,海船失去自主航行能力,只好将泊船用的大铁锚(重几百斤)放在一支大竹篮里(平时挂在船外侧)由船头垂入海中,以稳定船只和降低船速,增强抗灾能力。船员称这种自救措施为“养家伙”,是船只命悬一线的最后关头。公司有一条船就曾在大海深处“养家伙”十几天,才九死一生幸运返航,还有一种危险就是遇见海匪,海匪对于普通民船一般只是抢劫,不伤害船员,但对于新四军的船,则是又抢又杀人,公司就有押运员被海匪残忍地抛入海中。

第一个钉子是1947年春节后,忻局长在弶港一家饭店设宴为回到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顾准同志(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经济学家)送行。我晚饭后在单位门口散步,忻局长问我:“小刁,饭店有没有准备好”我回答很简单:“不知道。”局长说你不应该说不知道,应该去饭店了解情况后再回答我。我当时很不服气,事后想想,当你遇到不知道的情况时,是绕开问题走呢,还是面对问题,把它弄清楚,这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增长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局长也会和我们几个青年人谈他在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军部总兵站代站长)被俘后机智地逃跑的故事。他常常说遇到复杂问题,要把它分析的简单一点,遇到简单问题,要把它分析的复杂一点,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我碰的第一钉子,不正是这样吗?

1948年春天华中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华野二纵队南下,与十一纵,十二纵组成苏北兵团,进行了益林战役,歼敌一个旅,生俘少将旅长王匡。华中贸易局驻地在合德镇东边几里路原丰民公司旧址,西面三合院的房子是办公区,东边是一条南北方小河,河东是两栋大仓库,一个大广场,敌旅长王匡和一百多名校以上军官就关押在仓库里。不久敌特知道了王匡关押地点,夜间曾发信号弹,企图接应王匡逃跑。第二天上午来了一架敌机,绕了几个圈子后朝西面办公区打了一阵机枪后离去,这是我第三次遭遇敌机袭扰,第一次1947年春天,从弶弹港向北转移,途径大丰潘家敞(烧盐用的大铁锅,这里作地名用,意指盐民烧盐而形成的小村子)来了一架敌机,飞的很低,几乎贴着地面,有人说如有步枪就可以打到它。我们卧倒在草滩里,敌机饶了两圈飞走了。这两次遭遇敌机是有惊无险,第二次是从大丰王港闸向北转移,途径射阳黄尖镇东边的草滩时,敌机来绕了一圈,飞到黄尖镇上空打了一阵机炮,听说海委有人被打伤。

二纵南下,蒋介石非常恐慌,抽调了四个整编师,寻求和苏北兵团决战,企图将二纵赶回山东,以确保南京、上海的安全。敌人这次进攻,依仗四个整编师的优势兵力,一改以往进攻苏北腹地沿通榆公路长驱直入的老套,改为兵分三路,一路从东台北边向东直指海边,一路从盐城伍佑向东至海边,一路从盐城向东北指向射阳、合德一带,妄想将我军分割成几段。五月底一天下午三点左右,华中办事处通知我们在五点钟之前必须撤离合德镇,向北渡过千秋港,敌人会很快追过来。我们过了千秋港,天渐渐黑了下来,这时千秋港两岸到处是匆忙撤离的单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单位拥挤在一起行军,我们过河后行军三四个小时,到了一个小村子宿营.为了便于行军,我们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以男同志为主,作为先遣队,我在第二梯队,随后跟进,由于有很多文件箱和账册,还带了七八车(手推车)新印刷出来的华中币,行军速度较慢,第二天一早上路,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走了五六十里路,距千秋港只有百十里,还没有脱离危险,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减少民夫数量,决定把新印的华中币烧掉,以便轻装。当时正处夏收大忙季节,前一天夜里就有民夫弃车回家抢收抢种。这时天快黑了,二梯队领队总行人事科长李温陵同志(原系马来西亚共产党员,1949年携夫人苏群回马来西亚去了)派我到前面和一梯队联系,联络地点是滨海八滩龙尾村。我在街上买了一块大饼作路粮,赶紧上路。走了两个小时到了一个小村子遇见了李德观同志(大华纺织厂厂长,华中办事处副主任贺希明(后广西区政府主席))夫人,她笑着问我:小鬼,掉队了。我连说不是,是来找第一梯队的,她说现在离千秋港不是太远,情况很复杂,到处乱哄哄的,今夜就和我们一起宿营吧。第二天我随李厂长的单位跑了半天,只走了五十里路(天气很热,有人还没有脱掉棉衣)行军速度较慢,我急于找到一梯队,吃过午饭,又陆续过来几批人,众说纷纭,虽然情况不明,但根据以往三次敌机袭扰的经验,我认为我们后边没有敌人追过河,不然敌机早就“光临”了。于是我谢绝了李厂长的挽留,下午一点多我一个人独自赶路,走了三个多小时,五点左右经过一个小村子,在村外池塘边意外发现一梯队的炊事员在淘米,准备晚饭,我喜出望外,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晚继续行军,走了二三十里路,到达龙尾村,一二梯队会合。总行副行长孙更舵同志(后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向大家报告,中央知道华中同志处境困难,大有被敌人赶过铁路到山东的可能,中央正全力支援华中,坚守华中,渡过难关,不久,粟裕司令员发动了豫东战役,华中敌人四个整编师调走了三个。从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敌我双方在长江以北进行了生死存亡的战略大决战。

1948年底,华中银行总行随着华中领导机关进驻华中重镇淮阴(今淮安市),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年青的朋友们,很羡慕你们生活在国富民强、幸福和谐的时代,衷心祝愿你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磨练自己的品格和品质,不要忘记过去,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爱我们的党,要对得起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努力吧!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离休干部刁祖庸 2011-06

(刁祖庸,曾任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离休干部。)

文章分类: 精英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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